我跟德国人学会了生存竞争
这是一个中国留德博士的打工经历，读来令人心灵一阵阵地震颤。面对德国人流动在血液中的那种生存竞争意识，打工博士获得了比打工报酬更具价值的“真经”，我们能从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？还未去德国留学之前，我想得挺美，那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，一边读书，一边打工，学业完成之时，也可积累一笔可观的财富。不料，到了德国的科恩我才发现，那儿的失业率高得惊人，要打一份比较理想的工，真比登天还难。
第一个暑假，我出去打工，一大早就到大学生打工办事处去登记，谁知，一直等到上午10点才开门（本来人家的开门时间是早就定了的，只怪他没留心）。我想，真冤，白耽误了三四个钟头。可是，回头一看，身后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龙，从那红黄黑白各种肤色上看，我就可以断定，前来报名打工的是一支“多国部队”。看到这副情景，我的内心稍稍得到了一种安慰，没白等，总算抢了个第一。
我在一大堆用人信息卡中翻来翻去，有的单位不错，但离学校太远，有的距离较近，可是跟作息时间又有冲突。挑来挑去，我拿不定主意，排在后面的人不耐烦了，大声嚷嚷，催我快点儿走开。最后，我选中了一家私营造纸企业。
第二天，我到造纸厂去上班，被分配到切料车间。盛夏炎热的天气，空气中流动着灼人的热流，车间里的温度高达40℃，空气污浊不堪，令人窒息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干活，每天一站就是8个小时，震耳欲聋的机器像绞肉机一样，绞动着身上的每一根神经。不是亲身经历，打死我也不敢相信，工业化的德国还有如此恶劣的生产环境。
头一天打工，我几次感到自己快要虚脱了，就要撑不住了，不得不跑到风扇跟前去吹吹凉风。但见德国工人一个个热得工装透湿，汗如雨下，也没有一个停下手中的活，更别说离开岗位去吹凉风了。我很佩服这些德国工人，真能吃苦，我生怕完不成自己的任务，也只好咬牙坚持操作，不料，机器突然出了毛病，玩不转了。
领班闻讯赶来，一脸紧张，好吓人。我胆怵的说：“领班先生，这可不是我误操作弄坏的，我是严格按照工艺流程一步一步来的啊！”领班说，“不是，这台机器老掉牙了，尽出毛病，不能怪你。”说着，领班像跟谁赌气似的，快节奏地开始整治机器。
我站在一旁插不上手，盯着领班在机器上忙活，心里直好笑，这人八成是跟机器一样有病，机器出了毛病，又不是人为的，干嘛那么干劲去整。瞧他那紧张的模样，就像有人用枪逼着他似的，傻冒！领班又热又急，浑身像水洗的一样，忙得有条不紊。领班的技术真是过硬，整整23分钟，就把机器摆弄好了。他顾不上歇息一会，就忙朝我招手：“小伙子，快来快来，行了，抓紧干吧。”说着，又跑回到自己的岗位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离下班还有20分钟，阿龙的活还剩不少。正在这时，领班带着两个提前干完活的工人来帮他了。阿龙很不好意思，“你们帮我，让我怎么感谢你们呐？”没人同他搭话，只顾干活，阿龙总算在下班铃响之前完成了当班的任务。
好不容易熬到下班，我有点儿刑满释放的感觉，快步冲出车间，长长地吸了一口气。不知什么时候，领班已追到我的身边，语气平和地问，“小伙子，头一天上班，不大习惯吧？”我说还好。领班说，“我看得出来，你有点吃不消，是吧？不过，既然来打工，就得忍着点啊。”领班很有人情味，我没忘他的帮助，说了几句感激的话。领班爽朗地大笑起来，“大伙儿都在吃一锅饭，谁帮谁呀，干好了，都有饭吃，干得不好，一齐玩完。”我脑门一热，似乎悟出了点什么。
整个暑假，我在造纸厂打工的最大收获就是领班说的这句话：“都在吃一锅饭，干好了，都有饭吃，干得不好，一齐玩完。”
按说，德国政府还是很鼓励大学生搞勤工俭学的，按照有关法律规定，大学生在得到所在地劳动部门发放的“通行证”之后，就可以到任何一家愿意接收他们的企业里去挣钱。但是，想打工的人太多太多，而可供选择的职位又太少太少，别说是外国留学生，就是土生土长的大学生，也都想利用假期找一份能挣钱的工作。
第二个暑假，我在一家电视机厂干活，跟人一齐来打工的大学生有6个人，一个黑人，3个德国人，还有一个朝鲜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中间也便存在着一种竞争。相比之下，德国人干得最出色，从上班到下班，没见他们歇过手，总是在不停地忙活。其中，年龄最大的哈森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“活雷锋”，即便自己手里的活忙完了，也能找到活干，要不然，就拿一把扫帚在车间里东扫扫，西扫扫。其实，车间里每天都有人专门打扫，可以说是一尘不染。我不明白，这个哈森在那儿扫什么，我怎么就看不见要扫的东西呢。
哈森人也很厚道，我有意跟他接近，谈心时问他，“你在上班时间总是忙个不停，能不能告诉我，这是你的习惯吗？”哈森说，“是，也不是。”接着，他很坦诚地告诉我，他们德国人在工厂干活，不怕有事做不完，只怕闲着没活干。一旦没事了，人人都感到紧张，所以，大家都习惯于没事找事干。如果站着发呆，被工头撞见，哪怕你的活干完了，他也会认定你是一个偷懒的家伙。
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从那以后，我在上班时间忙完自己的活以后，总是立即抄起扫帚打扫卫生，或者拿起抹布东抹抹，西抹抹。起初，我很为自己这种装模作样的表演感到好笑，但不久就找到了感觉：主动找事干总比找不到事干更能让人快乐。有几次，来车间找碴的工头看到我忙得欢天喜地，眼里自然流露出赞许的目光，有时，他还走过来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中国小伙子，勤快！”第二个月，我就被提升为领班，薪酬翻了一番。
作为一名打工仔，我完全彻底把自己的博士身份抛到九霄云外，在车间，我就是一名工人，而且是临时的，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辞退。一旦丢了工作，我就得重新加入到四处求职的打工人流之中，去接受一次次被拒之门外的痛苦。珍惜手中的工作并为自己的明天拼命工作，是德国人传染给我的危机感，也是我求生本能的生命意识的觉醒。
在我们这个车间，有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头，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自己的技术过不了关，会遭到公司的提前解雇。他每天在来上班的路上，都要为自己祈祷，求上帝保佑他别出事。我安慰他说：“你都快干一辈子了，完全没必要这么紧张。即便被辞退，回家养老就是了，何必自寻烦恼呢？”老头说，“你不知道，我的年龄是快退休了，但我的工龄比较短，退休后拿不到多少养老金，能多干一天，就能多得一天的报酬。所以，退休之前我得拼命挣钱。”窥探到这位老工人的内心世界以后，我已没有了丁点儿伤感，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，不如此拼命又能怎样？ 本帖最后由 阿桂 于 2011-9-15 20:45 编辑
在完成学业的最后一个暑假，我被一家电器厂聘用，那是一家专门为西门子公司生产配套器材的传统企业。近年来，电子行业的竞争只有二个字：“惨烈”。
我到电器厂上班的第四天，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奇事：5名高层决策者之一的副董事长给自己判了“死刑”――饮弹自毙了。这件事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“敬业课”。
原来，这位自杀的副董事长先生是一位很受员工尊敬的领导，他爱厂如家，视企业的生存如自己的生命。他主管产品销售，近年来公司的经营收入每况愈下，他常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痛苦状，毕竟50多岁了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就在他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，他当着在场的所有员工引咎自责，声称无脸面对与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兄弟们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那天夜里，这位副董事长只用一颗子弹便悄悄地送自己上路了，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大半生的公司，离开了与他相依为命的全体员工。
“怎么会这样呢？”我觉得副董事长的行为太不可思议了，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这就是德国的现实，企业的生存对于所属员工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，一个员工必须无条件甚至以生命为代价维护自己企业的最高利益。以往，我只在影视作品中看见过老板跳楼，那是因为破产后走投无路，而这位董事长做得就更“超前”了。我由此了解了德国生存竞争的残酷，我的心灵为此受到极大震动。乍地听起来，这种事难以置信，但细细想来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，生存竞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副董事长用自己的手来完成自我“淘汰”过程，虽然残酷了些，也算是一种识时务的选择吧。
去年，我顺利拿到博士学位，从德国归来，在上海浦东应聘一家美国公司的销售部经理一职。面试时，公司的副总经理问我，“你准备运用什么样的战略来改善本公司在中国的销售现状？”我从容地讲述了德国那位副董事长自杀的故事。最后说，“我不欣赏这位董事长先生的选择，但我崇敬他那种忠于并献身于自己企业的精神，我将把这种精神贯穿于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之中。”副总经理以赞赏的目光细细地看了我一会儿，然后微笑着点点头，“龙先生，我很荣幸地告诉你，你已经正式成为我们公司的一员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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